星期一的时候，她没来，第一排留下很显眼的空位。问同村的孩子，都说不知道。打电话到家里，长长的响音之后是无穷尽的忙音。我的心一下被扯得很远，该不会出什么事？因为，她是一个从不迟到的学生。

　　中午，我决定去她家看看。这是一个惹人喜欢的孩子，高而美丽，脸上点缀着永远的腼腆、永远的笑。在新年联欢会上她还唱了一首《栀子花开》，同学们都说好听。

　　家里没人。邻居说她走了两天，大概是去看病。

　　同学们正在紧张地复习中。临近年关，外出打工的父母马上回来，谁不想多考两分抚慰一下疲惫的父母。我忙活着，出卷，批阅，分析，不敢有一丝马虎。

　　至于她，我们暂时忘记了。不久，便有不好的消息传来。校长告诉我，李娜在蚌埠治病，打电话让我向你请假。什么病？校长摇着头说，“不知道，她父亲急急的，说完就挂了”。接着，就有和她同村的老师说，确诊了，是白血病。白血病！我瞪着他，企图挤榨出一些谎言。20天前还清纯地唱着《栀子花开》；4天前还履行着团支书的职责，腼腆地走上讲台安排工作；刚才还读过她写的一篇作文……然而那老师摇摇头，“我也不希望是真的”。

　　我更不希望这是真的。短暂的几年教学生活，我习惯了看着一个个流鼻涕的儿童变成含羞的少女、阳光的男孩，习惯了与这些纯真、快乐的孩子相处的感觉。我没有经历过这样一种绝望，好像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摧残过的断枝残花的绝望。

　　于是，我回到家，查资料，翻开所有的书查。也许，可以找到一些精神慰藉，这是我唯一能做的。

　　星期三平静，没有好消息，但也没有坏消息。我开始乐观了，也许是讹传，或者是误诊，信息时代古老的错误依然存在。校长说，明天我们一起看看，表示一下心意。记起班里焦急的孩子，我想带两个去。校长考虑了一会儿，就说，算了吧，路远，学生正复习。我想也是，找出联欢会的录音带播放，里面有她的歌声，让同学们听了，抵消了一些思念。

　　那歌声像花香，轻轻地弥散。

　　愿望与客观是两个独立的概念。星期四，一切都回归残酷的真实。在离家十公里的一个医院，李娜已经失明，已经昏迷，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一切来的那么突然，总让人认为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玩笑或是生活的一幕戏，这是未曾料到的。

　　我和一个同事匆匆坐上车，车里竟有街上许多熟识的面孔。我们相互点头示意，我们有同一个目的，去探望女孩，还有寻找希望、奇迹。

　　病房外面站着李娜的父亲，那个瘦瘦的公务员。人群中，有人突然抱住我，痛哭起来，机械的、语无伦次地絮叨，我无法劝说。直到有人把他拉开，我干涩地说，我想看看孩子，这才走进病房。那个叫李娜的孩子，我看到了，安静地躺在床上，脚快伸到床头。几根白色的管子，蓝色的氧气瓶，还有她的鼻孔，她的身体，它们此时是一个整体，床边围满了人，坐着，站着，蹲着，都在抹眼泪。一个妇女一边哭一边诉说着什么。终于，一个长辈训斥着，不要哭，她能听到，然后开始向外赶人。但走廊里也站满了人，乡邻、亲戚、熟识的人都赶来看望临终的李娜，看望曾经美丽、腼腆的李娜。哭，似乎成了唯一的语言。

　　我的到来让她母亲又找到了新话题，她拍拍孩子的脸，摸着孩子发青的胳膊，告诉李娜：“老师来了，班主任来了，你不是要考试吗？班主任告诉你不用考了，课，他会帮你补。”我蹲下去，看看李娜那白的脸，长的睫毛，准备好的话，譬如深情的呼唤、旁若无人的鼓励都搁浅在嘴中。她睡熟了，静谧，安详。突然，她急促地呼吸起来，脚猛地动了一下。那个长辈告诉我，她看不到，还能听到。你来了，她高兴。分明地，她眼角渗出一滴泪水，向下，向下，在她昏迷的世界里，老师竟然还是一丝光亮。她酸楚哽咽，无法控制。医生快速地跑过来。我后悔我的到来让她激动，但我奢望她的激动能带来奇迹。我只好默默地祈祷，默默地看着人来人往。几分钟后，一切归于平静。我该走了，让后面的人表达心情。门外，遇到那位长辈，我悄悄掏出一百元钱。他并不拒绝，我有了一丝安慰。这种纸质的物品，写上数字的物品，能够传递一种心情，我已经很满足了。

　　走出院门，我忍不住又回去看了一眼。她还是平静地睡着，床头堆满了亲戚送来的新衣服，还有一个胖娃娃，开心地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