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是一位独身的老女人，从学院调来搞金属矿山的研究。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到云南的深山调査情况。我想与她同行。

　　她的目光从老花镜的上方平行射向我，说，我历来不愿意同女人一道出门。

　　我扑哧乐了，说，咱们俩怎么那么像？

　　于是两个都不喜欢女人的女人并肩远行。

　　教授步态已略显蹒跚。到了机场，我要去办登机手续，教授抢去所有证件，说：你不要以为我需要你照顾。

　　从此，我与教授平等相处。有一个旅客小声问我：她是不是你妈妈?吓得我像黄继光堵枪眼似的捂住她的嘴。

　　教授处处要表现年轻。

　　到矿山去了解农民乱采乱挖矿石的情况，现场在高陡的崖坡。

　　您就不要去了，教授。我们可以给您看照片，放录像，找人座谈。当地人说。

　　录像我在北京就可以看，下来就为看真相。请准备一双小号

　　工作靴。教授不由分说。

　　最小号的靴子套在教授脚上，还是像灾年的花生壳。教授走到桌前，扯下几张报纸，卷卷折折，塞进靴里，然后说：我左脚踩了四版日报，右脚踩了八版晩报，现在可以上山了。

　　向导在前，教授居中，我殿后。在锐利如鱼脊的山背上，早已呼哧带喘的教授突然止步不前。我说教授走啊。教授说，我走不动了。我说那咱就回去。教授用仅有的气力斥责我说，那怎么行!我说那也不能老趴在这儿，就是不跌下去，风也会把我们吹出窟窿。

　　教授不理我，任山风在我们的脚下打着旋涡。折断的草茎和破碎的花瓣飘浮空中，勾勒出这一朵风和那一朵风的边缘。太阳明晃晃地刷着我的眼，恍惚中以为是自家的露台。我不断提醒自己，可千万不要一高兴松了手。

　　过了许久，教授朗声说：我好了，走。

　　当地人说，这么老的婆婆，该在家抱孙子的。没想到这好的精神，大约常吃人参。

　　好客的云南人，太爱给人吃过桥米线。教授不喜吃，就说，吓!你看这个碗有多大，可以把我的脸盛进去。

　　教授的脸小而尖，透出年轻时的端丽。那个碗的确可以给教授当镜子。她不由商量把米线夹给我。

　　我说，教授，我也……

　　教授说，以往我出来，吃不了的饭都是助手帮助解决。

　　最后我剩下了大半碗米线，实在无力克服。教授就说，浪费!太不像话。

　　半夜的时候，教授敲我的门，说，我饿了。然后眼巴巴地看着我。

　　我说，我只有大大泡泡糖，橘子香型。

　　她皱着眉说，甜吗?我从来没吃过那东西。

　　我说，甜得让您立即长出龋齿。

　　她说，那太好了。糖的分子式都是一样的。我低血糖。。

　　我说，这么晩了您还没睡。，

　　她说，我已经起了。那么多数据要处理。

　　我说，注意泡泡糖嚼完了就吐掉，不然泡泡会黏到您的眼镜上。

　　第二天早上，她说，泡泡糖还挺灵。女伴也有好处。

　　汽车在莽莽苍苍的哀牢山脉穿行，果酱色的红河水在几百米深的谷底从容蠕动。汽车行驶到某一特定角度，红河水会突然耀起金箔似的闪光。我们不时与拉香蕉的货车相遇，由于道路太窄，小车只好仄起半边轮子，容那翠绿色的庞然大物先行。

　　在浓郁的青香蕉气里，我问教授，您这一生，是否有过刻骨铭心的爱情?

　　她警觉地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没什么意思，只是好奇。像您这么美丽的女人，不会没有人爱。

　　她说，我年轻时并没有你想像的那样美丽，是老了才有人说这个词。

　　我说，女人一般是越老越显出憔悴琐碎之色，您与这规律不符，说明了您内心的善良和开朗。

　　她沉吟着说，我十几岁的时候，非常仰慕我们工作队的队长。工作队你懂吗?

　　我说，教授，我远比您想像的要渊博。

　　教授接着说，我那时只是一名普通的大学生。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表达我的感情。关键是我不知道他怎样看我。后来他得了疟疾，每天都要按时服药，要不然会引起猛烈的发作。看着他生病，我焦急得不行，恨不能把病从他的身上抠下来移植到自己身上。有一天，他说，麻烦你把金鸡纳霜拿来，它就放在我的桌子上。我一溜风跑到他的办公室，但他的桌面干干净净，连图钉也没有一颗。我怕误了他用，就四处翻找。他的抽屉平日都是锁着的，那一天却忘了。我看到抽屉里的金鸡纳霜的瓶子，还看到瓶子下面有一封信。正确地说，那是一封信的草稿。信没有抬头，但我看出他是写给我的，历数了我的种种缺点错误……

　　那都是些什么批评，能否告诉我?

　　当然可以。无非是柔弱伤感，爱穿鲜艳的衣服，爱唱浪漫的歌。

　　就这些？

　　就这些。

　　教授看着窗外一株株挺拔的柠檬，平静地说。

　　我知道当年她绝不是这样平静，但纵是一块黄连，咀嚼太久后味也淡然。

　　后来呢?我问。

　　后来我就把金鸡纳霜给他了。

　　我不是问的这个后来。我问的是别的后来。我说。

　　没有后来。后来他的病好了，调到更重要的地方去了。再也没见过。

　　她说。

　　可是那封信?你说过它是草稿。

　　是的，是草稿。它就一直没有被正式抄定，更没有被装进信封。

　　后来您问过他这件事吗?

　　没有。他对我是那样的看法，我不好意思再同他讲话。可以聊以自慰的是，现在的我已同那时的我大不相同。

　　一棵英雄树闪过。因不是开花的季节，没有诗人们讴歌的壮

　　丽景象，静静地屹立着，很普通。

　　我微笑着思忖着说，教授，您到今天还没有想清这是怎么一回事吗?

　　她说，怎么一回事?我真奇怪今天为什么要对你说这些。下次还是带个小伙子好，没这么啰唆。

　　我说，教授，您听我说。在以后的年代里，您就一直在改正他指出的缺点，但再也没有碰到像他那样的人。我说的对吗?教授。

　　教授说，带着你远行，是我的重大失误。

　　我说，教授，您不要自欺欺人。我来戳破窗户纸。他给您的实际是一封情书，金鸡纳霜就是信使。一切都是预谋。当然疟疾是真的。队长平日忙，在病中才有时间谈论感情。有许多爱情诞生于疾病的土壤，犹如最上品的茶树长在荒瘠的山坡。在那个年代，作为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他以为对一个女孩最大的热情，就是狠狠指出她的不足……

　　猛烈的急刹车。因为一个穿着鲜艳到繁杂的少数民族少女横穿公路。她揺着满头的银饰调皮地笑笑，全然不理会我们的头撞出的青包，飞快跑了。

　　教授若有所思地说，我那时和她一样年轻。您现在是否还想知道他的下落?我试探着问。这一次可实在没有把握。

　　想。她干脆而果决地回答。

　　我依稀看到一个穿列宁服的女孩活跃在教授瘦小的轮廓里，将她苍白的鬓发蜕成乌黑。

　　那我可以把咱们的云南之行写成一篇散文，把它登在报纸上。散文都是真事。也许当年的工作队队长会在遥远的地方看到这篇文章，也许会给编辑部写一封信，找到了我就找到了您。我说。

　　好。她干脆地说。

　　我看到木棉花一样的热情在她的眸子里开放。

　　之后，我们久久地无话，像两个厮打过的拳击手酣战后歇息，专心听亚热带的风在橡胶林里呼叫。

　　返程的时候，教授已用搜集来的资料，写出了极有价值的经济政策研究报告。到达机场，教授依然忙不迭地取了我的一应证件，去办登机手续。

　　我坐在候机室舒适的皮椅上，注视着教授略带佝偻的背影。

　　教授，我知道您为何这样匆匆。

　　您是怕我拿了您的证件，就知道了您的真实年龄。

　　教授，何必呢。其实我早已知道了您的年龄。您在我心中永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