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古老吧？可它还没有邯郸古老，甲骨文上“邯郸”的字样就出现了十几次。
　　说起邯郸就不能不提赵国，赵国是战国七雄之一，在邯郸定都158年。但赵国并不等于邯郸，赵国的疆土最北到甘肃内蒙一带。而现在的邯郸虽横跨战国时赵魏两国，区域不及赵国的三分之一。
　　邯郸盛产成语和故事，自然也盛产人物，因为人物是成语和故事的创造者。虽然这些人物都已成了社会的化石，但历经后人种种描述引申，这些化石已是色彩斑斓。自然，我今天再数风流人物，不免会再涂上一层新的油彩。因为，现实是历史的投胎转世，历史是现实的前世肉身；人物虽是历史的化石，也是现实的底片。

　　许由：一个不想当公仆的人

　　早知道许由是名士，却不知道就是邯郸老乡。《邱县志》记载，许由的故里在邱县城北三十五里的大省庄。
　　许由的出名与尧有关。尧是原始社会后期一个贤明的部族首领，因为儿子丹朱不争气，尧在晚年选接班人时犯了难，当他听说许由品德高尚很有才干时，便想把帝位禅让给许由。可许由清高无欲，就婉拒了尧的一片好意。尧亲自登门劝说，许由也没答应，并连夜逃到箕山颖水边隐居起来。尧不死心，又派人到颖水边请许由做九州长，许由不但没答应，还到颖水边用水清洗耳朵，以示不为名利所动。从此，许由便成了清高隐士的第一名流。《汉书》、《晋书》都把他列为仁人，大加赞赏。
　　许由是我所知道邯郸历史上的第一个名人。他的节操成了我寻访其故地的动力。我的心和夏天的日头一样灼热，因为世俗名利让我烦恼（当然没人追着让我当官）。走出城市，垃圾一样的喧嚣从身心抖落在路边广袤的田野。自然，三千多年的沧桑早已淹没了许由在大省庄的痕迹。归来时，虽无收获，可面对西下的夕阳，我的庸俗已被许由的高尚洒脱洗掉了许多，心中又一次升起对许由田园情愫的倾慕。
　　然而，回家灯下再次翻开史书，韩非子关于禅让的一番高论又让我疑窦丛生。韩非子说：“尧舜当天下君主时，住草房，吃粗粮，如果说与老百姓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吃苦在先，无利可图。因此他们禅让于人，其实是把一个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苦差使推给了别人，这有什么可值得称赞呢？”
　　如此推理，许由就有了逃避为人民服务的嫌疑，我对许由的崇敬也不免打了折扣。如果有锦衣御食、美女洋房、大把票子，许由会再三拒绝吗？难说。当然，许由他也不可能想到后来当“公仆”会有这么多优厚的附加条件。但愿我是以小人之心，度许由的君子之腹。

　　西门豹：当官要为民作主

　　知道西门豹时我刚上初一，那会儿“评法批儒”正热火朝天。由于政客们的政治需要，那些在历史的库房贮存了二千多年的人物，在二十纪七十年代初中期带着一身霉味一个个又粉墨登场。一向被国人尊为圣人的孔子成了口诛笔伐的孔老二，而西门豹被定为法家，其阶级成份属贫下中农一类，是正面人物。一位造反上去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居然不知道西门是一个复姓，在大批判发言中很亲切地称西门豹为“门豹同志”。
　　不管儒家法家，我始终觉得“门豹同志”是一个为民做主的好官。那时魏国的邺城穷得叮当响，正在前方指挥打仗的西门豹被魏文侯一纸调令安排到邺城去收拾烂摊子。
　　西门豹调研后认为，邺城的穷根是天灾人祸。天灾，每年夏秋漳河水泛滥，毁田摧屋；人祸，就是当地的贪官污吏（三老和廷椽）与神汉神婆们狼狈为奸，愚弄百姓。他们谎称漳河水泛滥主要是得罪了河伯（即河神），每年要从民间选一个花姑娘去慰劳一下河伯，只有这样，此事才能摆平。而这些家伙们打着为河伯娶妻的名义，进行搭车乱收费，所敛巨资十之八九被他们集体私分（集团犯罪那会就有）。老百姓苦不堪言，纷纷远走他乡，导致越来越穷。
　　足智多谋的西门豹有了主意，不过他不动声色。在河伯娶妻这一天，西门豹也来到了现场，不过他不是来致词和剪彩的，他要玩一把冷幽默，要开一个别具一格的破除迷信现场会。西门豹看了哭哭啼啼的“河伯妻”，眉额紧蹙，说：“这个女子不漂亮，麻烦老巫去河伯那里通报一声，就说过几天另选好看的送去。”指使吏卒把老巫投入咆哮的河水中。许久不见动静，西门豹又说：“老巫年岁大了，太罗嗦，派人去催一下。”接着又将三个小巫投入水中。又待片刻，西门豹说：“女人胆小，说不清楚，派个男的去。”又把男巫投入水中。此时，那些贪官神巫们都已吓得屁滚尿流，磕头如捣蒜。西门豹有些无奈地说：“这些人都被河伯的花天酒地留下了，我们不等了，都回去吧！”西门豹一句官腔也没打，一句大话套话也没说，就把一个现场会开得惊心动魄有声有色。从此，河伯娶妻的恶俗绝迹。
　　西门豹带领邺城百姓疏流导水，变害为利，又制定了一系列富民政策，使邺城连年丰收，百姓安居乐业。
　　1996秋，我曾专门来到漳河边当年西门豹投巫处，望着漳河水，不禁感慨万千。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三千年前的西门豹做到了，而且没有什么豪言壮语。

　　赵武灵王：祖训中没有现成的改革方案

　　赵武灵王是与“胡马骑射”连在一起的。
　　改革从穿衣和骑马开始，现在看来微不足道，而在当时却是惊世骇俗。
　　当时赵国的东、北、西三面被齐、中山、燕、东胡、楼烦、秦、韩等国包围着。那时兴盛弱肉强食，如果赵国不发奋图强，那么胡马南下，或秦军东进，赵国随时都有被吞并的危险。
　　武灵王赵壅在苦苦寻觅着增强国力的良方。改革是出路，可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当他看到北方胡人的短衣长裤骑马持弓时，眼前一亮，决定以此为切入点。
　　而在此前，中原各国用的是车战，穿的是宽袍大袖，战斗时行动非常不便，大大影响了战斗力。然而，移风易俗的改革在因循旧礼成风的赵国又是何等艰难。
　　以赵武灵王叔叔公子成为代表的官僚贵族，用“循法无过，修礼无邪”的传统观念进行公开反对。赵武灵王亲自着胡服上朝，力排众议，提出“便国不必法古”，“循礼未足多”。同时苦口婆心对德高望重的叔叔进行劝导，使公子成认识到改革对国家的重要性，转变态度，开始穿胡服。赵武灵王抓住时机，向全国颁布《胡服令》。同时伺养战马，训练骑兵，从而由车战进入骑战时代，大大提高了战斗力，也使赵国一步步走向鼎盛。
　　如今，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形象已成了邯郸的一个城市标志，火车站和城市东北角高速公路口都有胡服骑射的塑像。有人考证，“改革”一词就是出自那时，改汉人丝绸大袍为胡人的皮革短衣，字面附会，是否牵强，且不去说，但赵武灵王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却是千真万确的史实。

　　廉颇、蔺相如：《将相和》不仅仅是一种台上的表演

　　司马迁深知china官场内耗的恶习，匠心独具地把廉颇蔺相如作为团结的榜样，在《史记》中专门来了一篇《廉颇蔺相如列传》。
　　“廉颇者，赵之良将也。赵惠文王十六年，廉颇为赵将，伐齐，大破之，取阳晋，拜为上卿，以勇气闻于诸候。”
　　“蔺相如者，赵人也，为赵宦者令缪贤舍人。”
　　显然，廉颇的资格比蔺相如要老，廉颇名闻诸候时，蔺相如还是赵国宦官头子缪贤手下的一个无名小卒。可经过“完璧归赵”和“渑池会”两次重大外交事件，勇敢机智的蔺相如面对强悍的秦昭王，不卑不亢，沉着应对，保护了国家利益，又维护了赵王的尊严，表现出了过人的胆识和智慧，因而被赵惠文王提拔重用，拜为上卿。这也引起了老将廉颇的心理失衡，几次给蔺相如难堪，但蔺相如以大局为重，都主动忍让，其言行终于感动了廉颇，廉颇负荆请罪，二人坦诚相见，成为刎颈之交。二人一武一文，相互敬重，团结一心，共保社稷，成为赵国中兴名臣。
　　廉颇蔺相如为后人留下了一出感人至深的《将相和》，然而令人深思的是，许多人仅仅把《将相和》当作一种感官需求的戏曲欣赏，走出剧院后依然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甚至不惜牺牲大局利益而内耗不断。

　　触龙、赵太后：儿子的出国问题

　　位子、票子、孩子，这是不是为官的基本元素我不敢乱说，但因为票子和孩子而丢了位子的却大有人在。票子就别说了，那是人见人爱的东西。其实，把孩子送到国外，也不是当今某些人的发明，早在战国时就有。不信你翻开《战国策》，其中“触龙说赵太后”谈的就是这个问题。但古今孩子的出国前提不一样，如今的孩子出国或是求学长知识，或是镀金为绿卡，或为老子将来出逃打前站，最次也是洗盘子挣钱打工，而赵太后的儿子出国是去当人质，其危险程度不亚于把儿子送到伊拉克反对派那里。
　　读“触龙说赵太后”大概是在高一，老师讲“触龙说赵太后”中的那个“说”字念“睡”，是劝导的意思。于是调皮的同学就悄声说：“触龙这么老了还睡赵太后，真行。”
　　事情的起因是这个样子的，公元前266年，赵惠文王刚死，年少的赵孝成王即位，赵太后孤儿寡母正忙着办丧事，秦昭王却趁火打劫，发兵占领了赵国的三座城邑，并准备继续东进。赵国形势万分危急，只好向东边的齐国求援。可齐国怕赵国反复无常，便提出必须让赵太后最小的儿子、孝成王的弟弟长安君到齐国当人质。可长安君是赵太后最疼爱的儿子，她舍不得。大臣们纷纷进谏，赵太后就是不答应，劝的人多了，这老娘们儿泼劲儿也上来了，怒气冲冲地说：“有复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国势危倾，赵太后又固执不肯，正僵持之际，触龙出场了。
　　到底是老谋深算，触龙开始只字不提长安君为人质的事，而是从侧面入题，家长里短地绕圈子，渐渐地放松赵太后的警惕，并替小儿子谋差事。当赵太后入了圈套后，触龙以己及人，最后使赵太后认识到，爱孩子要为孩子的长远着想，终于点头放行，齐国如期救援，赵国转危为安。
　　读这篇文章时，其实我还是个孩子，穷得连肚子都填不饱，出门最远是跟父亲拉着排子车步行一百里到邯郸卖了一回白菜，很羡慕长安君衣食无忧还能去国外转转，恨赵太后的小心眼儿。现在已为人父，重读此文时多少也能体会赵太后的父母心，对她的看法也有所转变，她毕竟最后还是点头同意儿子为国效力，这总比那些自己黑手捞钱让孩子到国外花天酒地的要强。

　　赵括：教条主义者的必然悲剧

　　赵括是“纸上谈兵”的主角，也是赵国由强盛走向衰落的直接推动者。
　　赵括是赵奢的儿子，赵奢与廉颇一样是赵国战功赫赫的名将。
　　历史似乎总是在此消彼长的不断平衡中行进。秦赵两国交锋的著名两大战役都与赵家有关。公元前270年，秦军攻打阏与，赵军形势危急，赵奢奉命前去救援，他先侦察好敌情，做到知已知彼，接着急行军赶到，居高临下，大败秦军，这就是著名的阏与之战。然而事隔8年之后，秦军再次进犯赵国，把赵地上党团团围住。赵孝成王派廉颇率大军前去救援。廉颇走到长平时，上党已被秦军攻下。面对秦军凌厉的攻势，久经沙场的廉颇修筑阵地，准备跟秦军打持久战。秦军也明白，远离本土作战，不速战速决，就有可能被赵军拖垮。可三番五次挑战，赵军就是闭门不出。秦军意识到，廉颇是他们达到目的最大的障碍，于是派人到赵国散布谣言，说：廉颇年老软弱，害怕秦军，所以不敢出去，要是让年轻力强的赵括带兵，秦军马上就会溃败退走。
　　赵括从小爱学军法，谈起用兵头头是道，却从未实践过。他自以为天下无敌，连父亲都不放在眼里。秦国的挑拔离间很快就起到了作用，赵王听信谣言，决定任用赵括，虽遭到包括赵括母亲在内的许多人反对，但赵括还是替代廉颇而走马上任，行前赵括拍着胸脯给赵王保证：打败秦军不在话下。
　　赵括上任后废除了廉颇制定的一套制度，下令：秦军若来挑战，必须迎头痛击，杀他个片甲不留。
　　秦国反间计成功，立刻派老将白起为上将军，去指挥秦军。白起赶到长平前线，布置埋伏，故意打了几个败仗，赵括不知是计，全线出击，秦军把赵军分割包围，又切断了赵国救兵和运粮通道。内无粮草，外无援兵，苦守40多天，赵军叫苦连天，无心再战。赵括突围时被秦军乱箭射死，主帅被杀，兵士纷纷投降。四十多万降卒被秦军一夜坑埋，赵国大伤元气，从此走向衰落。
　　阏与和长平两次战役，赵国的两位主将是一对父子，一个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个死搬教条，自然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结果。
　　赵括死不足惜，然而也不能把造成这场毁灭性灾难的罪责全部推在赵括一个人头上。赵孝成王偏听偏信，独断专行，用赵括替代廉颇，他也应有一份责任。由此看来，官僚主义与教条主义同样令人胆颤心惊。

　　毛遂：复杂与简单仅一步之遥

　　毛遂自荐的故事应是众所周知。
　　秦赵长平之战，赵国元气大伤，秦国紧追不舍，邯郸危在旦夕。身为赵国丞相的平原君准备亲自去楚国求援，在三千门客中挑选二十人随行，可挑了十九人就再也挑不出来了。此时毛遂站出来自荐，而平原君还不知道这个在自己门下三年的人姓甚名谁，认为他没才干，要不像布袋里的锥子早就冒出来了。可毛遂据理力争，平原君只好让他凑了个数。
　　到楚国，尽管平原君忍气吞声一再恳求，可傲慢的楚王就是不吐口，其他门客在门外干着急没办法。毛遂直奔过去，站在了楚王面前，一面手按宝剑逼视楚王，一面陈述利关系，终使楚王下定决心，与赵歃血为盟，出兵救赵。一个复杂的事情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其实，复杂与简单往往是一步之遥，有时最复杂的事情也最简单。如果没有这次偶然的自荐，毛遂可能混在三千门客中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不会脱颖而出。如果没有毛遂的软硬兼施，楚国在出兵问题上还会研究犹豫一阵子。毛遂是幸运的，在社会这个大口袋里他用行动体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可更多的毛遂们是被平原君们当作装点门面的一种饰品，需要了才让你出来蹦几下，不需要或摆了你的脾气，就有可能让你在口袋里闷一辈子，这也许是由简单而复杂的深层原因。简单与复杂虽一步之遥，但这一步走出来或退回去，都不仅仅是一个距离问题。

　　荀子：尴尬的布道者

　　荀子注定在成为儒学的一个里程碑，因为他与时俱进，博取众家之长，使儒学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荀子又注定了他身后的尴尬和一点点的悲剧色彩。因为在后世教条主义者的眼里，他的不循规蹈矩，某方面有悖于孔孟宗教式的儒学。
　　荀子是邯郸老乡，但我在高中读他《劝学篇》时并不知晓。教我们语文的是一个摘帽右派，老先生是怎么要打成右派的我不清楚，可老先生让岁月风雨冲涮褪色的满头白发和满脸皱纹，使他更加沧桑，二十多年一介书生却以锄头为笔、以田野为纸、以血汗为墨的苦役劳作令人心酸，所以《劝学篇》我至今还能背诵几句。
　　据传，“评法批儒”时邯郸有一个人竟然把荀子念成“苟子”，就是这个错别字满口的“苟子”，一路官运显旺，“文革”结束后，他居然还管了几年知识分子，荀子若九泉有知，肯定惊讶得露出满口假牙，大喘粗气。
　　扯远了，还是说荀子。
　　儒学之所以成为显学，皆因先秦时出现的三个大家：圣人孔子、亚圣孟子、后圣荀子..儒学之所以烟火不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荀子。谭嗣同就惊叹：“二千多年来之学，荀学也。”还说：“二千年间宗派屡变，壹皆盘旋荀学肘下。”谭嗣同是一代宗师，他的话想必不是发高烧时的胡话。
　　入仕经世，孔子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奔波于列国之间，上门推销他的学说，但又屡屡碰壁。荀子虽未像孔子那样到处乱窜，但也未能负俗，他15岁从赵国的邯郸老家来到齐国“稷下”这个学校当了几年校长，觉得不过瘾，又到秦，秦不用又回赵，赵虽礼貌待客也不见用，后到楚才被春申君安排到兰陵当了几年兰陵令。好景不长，春申君死，荀子治国安邦的政治抱负化为泡影。当然，这种尴尬不是荀子一个人的，前赴者有孔子，后继者无数。
　　荀子的伟大在于他的与时俱进，他看到了自己所处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已远非孔子春秋末期那般沉闷僵化，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取代奴隶主走上政治舞台，已是历史必然。泥古不化必将穷途末路，他审时度势，拿来主义，吸取了道家“天道自然”的唯物主义观点，丢掉了儒家天道观中神秘因素，发挥儒家重视人的观点，提出“不与天争职”“制天命而用之”；在继承孔子礼治思想前提下，荀子吸取法家思想，提出德治与法制并行。
　　不拘于儒学一说，集撷诸子学说之长，以“礼”为中心，以“性恶”论为基础，主张“以礼制利”，荀子的积极进取终于使他成为先秦时期儒学的最后一位大师，成为先秦唯物论的集大成者。尽管荀子代表了封建地主阶级利益，但他否定君权神授的天命观，所以被秦汉以后封建统治者所冷落。而冷落也仅是形式上的，两千多年来历代统治者以儒为主，间揉法、道各派，实际上是沿用的仍是荀子改良后的儒学，否则谭嗣同就不会惊叹。所以，荀子学说与其说是被封建统治者们冷落而尴尬，还不如说是封建统治者口是心非的自相矛盾。
　　与孔孟相比，荀子确实有“出格”或“另类”的地方。孟子提出“法先王”，荀子提出“法后王”，强调向不断变化的实践学习。孟子提出“人性善”，荀子则以“人性恶”相对，提出人的本性可以在后天的学习中改造培养。孔孟提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荀子则“明天人之分”，指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孔孟重义轻利，荀子义利并重等等。
　　自然，荀子也为自己的不断探索付出了不应有的代价。据著名学者、陕西师大赵吉惠教授考证，在显示儒家传承谱系的曲阜孔庙大成殿的奉祀除孔子神位之外，就是“四配”“十二哲人”，没有荀子位子。一个仅次于孔孟的儒学后圣，却在儒学谱系中没有位子，这与其说是荀子的尴尬，倒不如说是那些自称正宗而又固步自封者们的短视和顽固。
　　好在后世并没有忘记这位儒学宗师。从董仲舒到南宋陈亮，又到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直至清末的龚自珍、魏源等，沿着荀子的脉径清晰地延伸到了今天。
　　在邯郸，故里人民始终没有忘记荀子，他已成为家乡的骄傲。在我单位对面市二十三中北侧，就树有荀子的全身塑像。他手握书卷，微微含笑，双目炯炯望着来来往往的后人，似乎又在吟诵：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郭开：蛀虫之害猛于虎

　　赵括使赵国大伤元气，而郭开则是葬送赵国的罪人。
　　身为赵王的宠臣，郭开这个“二皇帝”素以拍马谄媚而著称，是一个贪得无厌、见利忘义之徒。是他排挤走了为赵国征战四十年的名将廉颇；是他私下接受秦国三千两黄金贿赂后，为秦国攻打赵国找到了借口。在赵国危急之际，赵王要召回逃亡到魏国的廉颇，又是郭开暗地里做手脚，让使者在赵王面前谎称廉颇年老无用。当有人问这个一向吹嘘为国尽忠的奸逆时，他竟厚颜无耻地说：“赵国存亡是赵王的事，我与廉颇是敌仇，我怎么能让他回来？”
　　又是郭开，再次收受秦国巨额贿赂后，竟信誓旦旦向秦国间谍保证：“我受秦王厚赠，如不用心回报，还像个人吗？”而此时的郭开已是独揽赵国大权的相国。
　　郭开真是言而有信，为一已私利，此后郭开又设计陷害赵国名将李牧，使这个令秦军丧胆的名将没有死在敌人的刀下，而成了自己人的刀下冤魂，为秦军攻占赵国扫平了最后的障碍。
　　还是这个郭开威诱赵王打开城门，递交降书。当秦王封郭开这个“地下工作者”为上卿时，赵王才恍然大悟，但为时已晚，回天无力。
　　如果从社会发展来讲，秦国灭赵，并无过错，而且具有积极意义，毕竟为建立大一统中国做了贡献。而从道义和人性来讲，郭开的所作所为，罪该万死，遗臭万年。
　　如果当初郭开，不阻挠廉颇回赵，赵国这个元气未尽的枯木尚有恢复生机的可能。如果郭开不陷害李牧，尚有气息的赵国至少还可多残喘几日。以上假设归纳起来，最重的是，如果赵王早些察觉身边这个蛀虫，至少还有他路可走。与其说是郭开帮了秦国的忙，不如说是赵王为秦国在自己的身边安放了一个定时炸弹。
　　比起郭开，赵括的失败还有原谅的可能，尽管他教条，但主观上私欲不是那些××。而郭开——一个赵王言听计从的宠臣，竟为一已私利而不惜卖国求荣，交这样的学费，恐怕任何一个领导者都是不情愿的，然而，能真正汲取教训的并不太多。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而身处权力核心的蛀虫，他的破坏力远远大于外来之敌。

　　吕不韦：一个善于商业运作的政客

　　金钱美女、买官卖官等等这些官场上的猫腻早已不是什么新鲜把戏，这方面吕不韦堪称宗师。
　　吕不韦不是邯郸人，是阳翟（河南濮阳）人。但讲赵国和秦国的历史都绕不开吕不韦。
　　《史记》中《赵世家》写得明白：“赵氏之先，与秦共祖。”本来一个祖先的秦赵两国，由于吕不韦的出现，在血缘上又添一层，赵国也在事实上为秦国乃至整个中国贡献了第一个封建皇帝——秦始皇。
　　吕不韦本是商人，商人重利，乃天经地义。可吕不韦眼中的利不仅是金钱财宝，更有政治和权力。秦始皇和其父秦庄襄王就是吕不韦的一笔大生意。
　　吕不韦问他父亲：“耕田之利几倍？”父答：“十倍。”又问：“贩卖珠玉之利几倍？”答曰：“百倍。”再问：“如果立一国之主，借此掌握山河，其利几倍？”答曰：“不可胜计矣！”其时吕不韦就已看准了投资方向，认为落难邯郸做人质的秦国王孙异人“奇货可居”。他帮异人分析了秦国形势，认为秦王已老，太子安国君宠幸的华阳夫人膝下无子，异人在安国君二十多个儿子中不被看好，一旦安国君即位，其他弟兄可以近水楼台争为太子。吕不韦说动了异人，表示可以帮助他走出国境，而异人感激万分地表示，将来“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
　　吕不韦给异人五百金，让他包装自己，结交朋友；他又购置奇珍异宝到秦国打通关节，劝华阳夫人立异人为子，华阳夫人的枕边风又吹软了安国君的耳朵。如此这般，吕不韦大功告成。安国君即位后不久死去，异人（子楚）顺利成为秦王，即庄襄王。庄襄王又封吕不韦为相，终于完成了一场双羸的政治交易。
　　当然，老谋深算的吕不韦的政治投资还远不止这些。异人回秦前，吕不韦在邯郸娶了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赵姬，在赵姬刚怀孕后，吕不韦又设计让异人娶赵姬为妻。第二年正月，赵姬在邯郸生下一个男孩，这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吕不韦这种颇具战略眼光的人材输出方式，古今中外，堪称一绝。
　　吕不韦达到了立君封后的目的，却没能一劳永逸，他的勃勃政治野心与秦始皇的雄大略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于是留下一部三千门客拼凑而成的《吕氏春秋》，在流放的路上被一杯毒酒结束了生命。这次没有实现双赢和强强联合。按民间的说法是：一个槽上拴不住俩叫驴。而鲁迅先生的话更恰切：捣鬼有术，也有限。

　　魏征：不仅仅是一个人的镜子问题

　　魏征是和唐太宗李世民的名字紧紧连在一起的。
　　作为一代明君，唐太宗以自己的雄才大略开创了贞观盛世。而作为一代贤相，魏征在“贞观之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唐太宗与魏征既是君臣，又是朋友。没有唐太宗的贤明大度，就不会有魏征的忠直；而没有魏征的忠直，唐太宗就少了一面文治武功的镜鉴。二人相互衬托，相辅相成。
　　当初，魏征是唐太宗对手的部下，是唐太宗的爱材之心，才使魏征有了发挥才干的平台。他不仅帮唐太宗制定了“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治国方针，也时时刻刻修正着唐太宗的谬误。他为唐太宗讲解了“民可载舟，又可覆舟”、“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治国道理，也常常犯颜直谏。从贞观初到贞观十七年魏征病故为止，17年间魏征谏奏的事，有史藉可考的达200多项，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对外关系和皇帝私生活等等，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时竟让唐太宗下不了台。
　　当然，皇帝也是人，有时唐太宗回宫后发火，声言恨不得杀了这个乡下佬，但他又不愧一代贤明君主，火气过后又为有这样忠谏之臣感到欣慰，就一次次原谅魏征的犯颜直谏。以致在魏征死后，唐太宗极为伤感地对众臣说：“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今魏征逝，一鉴亡矣。”
　　唐太宗的感叹自有道理，而魏征也应为遇到唐太宗这样虚怀纳谏的君主而庆幸。如果侍奉的是一个小鸡肚肠的昏君，魏征的下场是很难料想的。
　　如今，在卫运河边的馆陶县城，家乡人民为魏征树起了一尊塑像，以示对一代名相的纪念。而魏征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名相，恐怕还有会许多话题需要阐述。那么，魏征是唐太宗的镜子，唐太宗也应是成为后世君主们的镜子。

　　李沆：圣相祠堂何处寻

　　李沆是宋真宗时的宰相，他与寇准同朝为官，都是名重一时的国家干才。他因忠直廉洁而被人们称为圣相。
　　李沆是我真正的老乡，肥乡县人。关于他的故事我听的也较多。比如，他独具慧眼，识人辨材，廉洁忠诚，光明磊落等等。
　　真宗即位之初，一些大臣为显示自己的忠心，经常向皇上打小报告。只有李沆不这样做。真宗纳闷，问李沆为何没有密奏，李沆说：“我们身为宰相，公事就公开讲，为什么要密奏呢？大凡密奏者，不是馋言就是妄语，我一向讨厌这种做法，又怎么会这样做呢？”
　　忠诚为国，李沆连点滴小事都不放过。真宗即位之初要立刘美人为贵妃，征求李沆意见时，李沆当着宣诏人的面将诏书焚烧。他怕年轻的皇上走斜路。为此，他每天收集各地水旱灾害、盗贼叛敌等情况上报真宗，王旦认为这些事情都是小事，不必皇上亲自处理。李沆却说：“皇上年轻缺乏治理国家的经验，要让他知道治理国家的艰难。不然，他正值血气方刚精力旺盛的年龄，一旦边境无事，他就会无事生非，搞一些劳民伤财的事，我年龄大了，看不到这些了。但这会成为你们以后参加治理朝政的忧患。”果然，如李沆所担忧的那样，后来边境稍稍安定，真宗便登山封弹，大造宫殿，又有丁谓一些奸人在朝中胡作非为。看到这些，王旦感叹李沆当初的先见之明。
　　李沆八小时之内处理公务，八小时之外也是回家读书修身，从不吃喝嫖赌。他严格要求自己，他的府第狭小破败，院内仅能容一匹马转身。有人劝他修茸一下，李沆不为所动。
　　1985年我曾骑车专程到李沆的老家——相公庄村去凭吊一代圣相。在我想象中，像李沆这样的一国之相，肯定会有一些供后人瞻仰的东西，至少有几间祠堂。可我失望了，李沆的一丝半踪都没有寻到。后来想，李沆长期在汴京为官，是不是他的一些遗迹都在开封呢？去年出差到开封寻找，又是失望而归。
　　失落是自然的。然而我却感到了自己的庸俗，我不该把对那些贪官污吏们奢侈腐化的思维定式去套用李沆。他一生清廉为政，没有祠堂倒也符合他一以贯之的作风。不过，失落我也高兴，因为李沆的祠堂不是以物质的形式存在的。

　　李若水：臣心上善矣君心厚德乎

　　由赵匡胤“黄袍加身”蒙骗过来的大宋王朝，天生就透风漏雨，到了北宋末年更是多灾多难。公元1127年，北方金人的金戈铁马跃过黄河，汴京陷落，宋徽宗和宋钦宗成为金兵俘虏，被迫“北巡”。
　　国难识忠臣。当宋徽宗和宋钦宗被金人像对待猪狗一样尽情折磨取乐时，一同被俘虏的吏部侍郎李若水勇敢地站出来，痛骂金人，要为徽钦二帝博取一份尊严。可换来的是金兵致命的痛打。感佩李若水的忠勇之举，金将粘没喝住部下，指示：“不得无礼，一定要使李侍郎平安无事。”
　　金人敬仰李若水这样有骨气的汉人，也愿意李若水这样的人为已所用。轮番劝降，却都被李若水严辞拒绝。金人又以父母亲情劝诱，只要李若水能点头归顺，就可以回家看望年事已高的父母。李若水掷地有声地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作为忠义之臣，为国尽忠，我死而无憾。”他被金人打得口吐鲜血，但还是愤怒斥骂，直到被金兵割断舌头和脖颈而死。
　　35岁的李若水壮烈而死，而徽宗钦宗却在异国他乡百般屈辱中苟且偷生，可怜兮兮地在朝不保夕中回味当年的繁华梦幻：“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且不说李若水的死有多大价值，单与被俘的二位皇帝苟且偷生的怯懦相比，也足以令人敬仰。
　　宋朝虽称大宋，可它的疆域与汉唐相差甚远，而且始终处在北方几个游牧部族虎视眈眈地侵扰之中。可即便如此，宋徽宗置百姓生死于不顾，大兴土木，拜佛弄神，始终过着醉生梦死的糜烂生活，在金人兵临城下之时，为了逃命，把烂摊子推给儿子，自己当太上皇，以便随时向南开溜。可终究没有逃脱金兵的铁蹄。
　　不能说宋徽宗没本事，书法上他创造了瘦金体，花鸟画水平相当专业，词也写得有滋有味，至于玩女人喝酒就更不在话下了。如果他当初能广施恩德，励精图治，少一些吃喝玩乐，也许就不会将国家带入积贫积弱的境地，他自己也不至于成为阶下囚。若真如此，也就不会有李若水义举的上演。
　　上善若水，厚德载物。古训不光是教育老百姓的。

　　齐祖望：干干净净的名气里里外外的正气

　　鸡泽县东柳村有一个巷子叫“仁义巷”。相传，在明朝中期，巷内的齐家盖房，因地方狭小，想往巷子里侵占一墙，而邻居们坚决不依，于是齐家父母就捎信给在外地做官的儿子齐祖望，让他回来向邻居施加官威。而齐祖望只是捎回一信，信中写道：“千里捎书为一墙，退后一墙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如今不见秦始皇。”看了齐祖望的信，家人不但没有往外侵占，反而向后退了一墙。齐祖望的行为在家乡传为美德，从此邻里和睦相处，巷子改名叫“仁义巷”。
　　这是齐祖望秉公办事不徇私情的一个小插曲。
　　齐祖望为官清廉，勤于政务，任湖广笆东知县和甘肃巩昌知府时，他都深入民间，体察民情，不但不贪污受贿，而且还常常把自己的俸禄去接济当地穷苦百姓。他劝课农桑，治理山川，使百姓安居乐业，当地百姓赠送他“德门第一”的牌匾，至今存放在齐家祠堂内。
　　盘粮道台是肥缺，以前的道台都是大斗收粮，按标准斗向国库交粮，然后把多余的粮食兑换成银子装入自己的腰包。而齐祖望任河南盘粮道台后，打破惯例，把原来收粮用的大斗换成标准斗，把多余的粮食分给船夫和黄河两岸的百姓。只此一项，河南百姓就少交皇粮万石，为感其恩德，当地百姓在黄河两岸为齐祖望建造了庙宇，一些船夫还在船上供奉齐青天牌位。
　　齐祖望官职虽然不大，可他所处的都具有油水可捞的位子，而他却能两袖清风；他手中有权却不为亲友谋私。比起齐祖望，那些身处肥缺大饱私囊并前“腐”后继者们，那些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者们，不知汗颜否？